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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暴雨过后，被遗忘的山西乡村古建2、千年国宝应县木塔扭曲变形倾斜，修缮方案却“难产”近30年3、山西兆丰铝电：开创电解铝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暴雨过后，被遗忘的山西乡村古建

魁星楼倒了。

曾经它是山西省运城市新绛县闫家庄村最高的建筑，存在了至少百年。

今年10月初，它在山西历史罕见的强降水中，悄无声息地倒塌，甚至连住在旁边的村民都无法说清，这个早已摇摇欲坠的魁星楼是什么时间倒下的。

“地上文物看山西”，山西有不可移动文物53875处，其中古建筑28027处。暴雨过后，人们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晋祠、平遥古城和千佛洞石窟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实际上，受灾更严重的是市县级别文物及未定级文物。

据山西省文物局统计，截至10月11日19时，山西各市上报全省共有1783处文物不同程度地出现屋顶漏雨、墙体开裂坍塌、地基塌陷及周边护坡、围墙坍塌等险情。经初步评估，受灾害影响文物中，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661处，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803处。

这些低保护级别古建散落乡间，数量巨大，长期以来无人看守、无资金修缮、无专业保护。这场大雨给它们带去致命的伤害，也带来了关注。有人“撑伞”，有人捐款，有人奔波于乡野，只为扶它们一把。

“低保古建也有独特的价值，它们代表了某个时代、某片地域。”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研究院院长任毅敏表示，文物数量大，经费和人力不足，这是山西文物保护普遍面临的困境。接下来，文物保护工作应向低保古建倾斜，努力做到“应保尽保”。

闫家庄魁星楼在暴雨后坍塌。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 摄

倒下的魁星楼

新绛县闫家庄村的魁星楼，是在倒下后被关注的。

十月初，连日的强降雨把它冲毁，它的断壁残垣被拍下，上传到网上，引起了关注。国庆后，有四五拨人来拍照、拍小视频。在边上住了30多年的刘秀芬不明白，“楼都塌了，有什么可拍的？”

保护古建的志愿者唐大华看到了照片，决定去新绛县寻找它。山西地势北高南低，位于晋南的新绛县是文物大县，也是此次雨灾的重灾区。10月7日，汾河下游新绛段遭遇近40年来最大洪峰，发生决口。

从新绛县县城去闫家庄要路过汾河。10月16日那天，汾河河道被洪水冲宽，布满黄泥，路边堆着抗洪的沙袋，本该收获的苹果树和梨树已经被水泡得发蔫。闫家庄里，玉米地里还有洪水来过的痕迹，玉米秆被水泡得发黑发霉。各家各户门前都晾着玉米，一片金黄，偶尔能看到一两户塌了的民宅。

寻访古建，唐大华有经验，“山西有很多魁星楼，一般建在比较高的地方。魁星点斗嘛，越高离魁星越近。”若是早来几天，他或许只需抬头看看就能找到。而现在，只能向村民打听，问了好几个人，才找到通往魁星楼的乡间小道。刘秀芬告诉唐大华，“国庆下了几天大雨，雨停了，发现这楼塌了。”

那是一个斜坡，通往一片广阔的玉米地。魁星楼就藏在斜坡边上，周围长满了野草和树木，密得无法下脚。魁星楼的楼阁几乎全部坍塌了，幸存的瓦片耷拉着，倒下的土砾堆成一个小坡，冲倒了旁边的小树，只留下裸露着夯土的台基。

看到又有人来拍魁星楼，刘秀芬从屋里拿出了一本相册。翻来翻去，她终于找到了那张三十多年前拍的老照片，“你看，背景就是这个楼。”照片里，9位男子站成一排，穿着黑外套、红毛衣，背后是有着高大台基、两层木阁楼、砖瓦完整，还有石栏杆的魁星楼。

现年53岁的闫建林也有一张类似的照片，是他27岁时拍的。在山西，年龄若是逢“九”的倍数便算是一个“槛”，相当于“本命年”。闫建林说，每到逢“九”的年龄，村里的同龄人都会在魁星楼前拍一张合影。

“魁星楼以前可好看了，是我们村的标志，大家都喜欢来这拍合照。”闫建林小时候，魁星楼旁边是个学校，男孩子们会在课余时间爬上去，登高远眺。

年过花甲的闫树德小时候也喜欢爬魁星楼，夏天乘凉时，可以看到远处的大片麦田和芦苇，“还有莲花，这么大，很漂亮！”他用手比画着，黝黑的脸上笑出一排白牙。

闫建林在9岁、18岁、27岁和36岁时，分别在魁星楼前拍下过照片，也是一点一点看着它变得破败。人们不再与魁星楼合照，闫建林45岁那年的照片拍摄地改在了村口。

村民再提起它，只剩下回忆和惋惜。“以前就我们村子的魁星楼最好，每年都有大学生，还有一个考上了清华大学。村里有企业家说过要修，但一直没动静。”闫树德说。

闫家庄村村民昔日与魁星楼的合照，背后是已倒塌的魁星楼。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 摄

关于魁星楼的历史，后来的人们可能再也无法得知。它不在新绛县文保单位和未定级文保单位名录内，未有记载；此次损毁严重，找不到一块刻有文字的石碑或木头；村里的老人也说不清，闫树德听91岁的母亲说过，在她小时候魁星楼就已经存在了。

它最后的画像，或许是在画家连达的笔下——底部台基外层的包砖成片地开裂脱落，里面的夯土被雨水冲刷得沟壑纵横，两层砖木楼阁的右侧屋檐掉了一角，椽子孤零零地往外伸着，整座楼阁严重歪斜变形，木料不堪重负。

连达从1999年开始手绘山西古建筑，至今已经画了约2500幅。2015年，他第一次看到魁星楼时，顾不得吃饭，顶着烈日坐在树丛和杂草中，将它画了下来。“这也许是它最后的画像。我感觉来阵风，它就倒了。”

时隔六年，再看到魁星楼倒塌的照片，连达觉得可惜，但并不意外。“在这样的大雨中，不知道有多少散落于乡村山野的古建筑会最终走向消亡。”

“国保省保都保不过来，其他再等等”

吕梁山脉下的光村，是个历史文化名村。这个只有1000多人的小村子有国保唐代的福胜寺、正在申请省保的元辽的玉皇庙，还有32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福胜寺始建于唐贞观年间，寺内建筑高低层叠，错落有致，殿内有宋、金、元、明各代彩塑。其中正殿的“南海观音”是宋代彩色悬塑，曾被评为“最美观音”。

9月26日，外面大雨倾盆，大殿顶上有水珠滴落，原本布满灰尘的佛像底座上，雨滴的痕迹清晰可见。守庙人李天保发现后，拿来雨布和塑料袋，盖在佛像上，下面用瓦片压着，然后给文物局打电话汇报。

他能做的也只有这些。李天保患有小儿麻痹症，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他爬不上高处，无法给漏雨的大殿扯一块挡雨布。这些还是文物局的工作人员来了之后才做到的，他们找来脚手架，搭到屋顶，扯起一块大的塑料布，一点一点拉扯着，罩住了大部分佛像，光这一项就花了一个多小时。

光村福胜寺内，雨布挡在南海观音塑像前。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 摄

李天保一直在旁边看着，“我在这死死守着呢，佛像不能坏了。”他今年56岁，已经在福胜寺守了10年，搭档刚刚由一名70多岁的老人，换成了50多岁的“年轻人”。

新绛县的大多数守庙人都和李天保差不多大，他的父亲也是从50多岁开始守庙，一守就是20年。接班之前，李天保也像村里的年轻人一样外出打工。父亲生病后，家人劝他留了下来，拿着一个月300块钱的工资，一干就是10年。

平日里，福胜寺并不开放，两把大锁锁住大门。李天保就住在大殿侧后方的房子里。屋里一床一桌，桌上摆着笔墨纸砚，对面是火灾报警控制器和监控视频，连着围墙上的防盗感应器。李天保不大会用，有一次火警在半夜响起，他急得只穿了一件单衣，便踩着单车转了一圈，所幸是虚惊一场。

福胜寺后面的玉皇庙是个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多年无人看管。根据庙内碑文记载，玉皇庙最早于“元辽时建立殿堂，内无神像”，并于大明正德十三年（公元1508年）补塑神像。

唐大华记得，他九年前看到玉皇庙时，正殿塌了一间，连门窗都没有。这次故地重游，“依然还是原来的样子”，甚至更加破败。

大雨那几天，曾经的守庙人荆润管回来查看情况，围墙坍塌，正殿漏雨。之前有裂缝的屋角用铁丝固定住，在这场大雨中也被冲开，塌了下去。

荆润管一家三代都曾住在这里，顺便照看玉皇庙。直到2015年，儿子结婚搬入新居，他们一家才搬走。这次回来，他也只是看完后向村长汇报，然后拴好木门离开。红色的木门上，用白色粉笔写着：谢绝参观。

光村的32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损伤，但鲜有人关注。村民说，也有文物局的人来看过，“他们说，国保和省保都保护不过来，其他的再等等。”村里曾做过预算，修好玉皇庙大概需要500万，仍在等待文物局的拨款。

光村玉皇庙正殿部分坍塌漏雨。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 摄

在唐大华看来，山西很多乡村都面临着老龄化、空心化的困境，若只靠村民筹集修缮经费，几乎不可能。

唐大华是个古建筑爱好者，自2012年起，探访了山西1000多处古建筑，并在网上创建了“随手拍救古建”专题。他的初衷只是想为保护古建尽一份自己的力量，求个心安，“看着它们毁掉，不能无动于衷。”

没想到，“随手拍救古建”的话题在微博上备受关注，越来越多的媒体报道此事。2012年至2015年间，唐大华经常带着媒体记者去山西寻访古建。其中，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央视《经济半小时》于2015年连续推出4期节目，名为“山西：文物大省为何‘糟蹋’古建”。

数十家媒体的集中报道，也推动了相关政策的出台。

2015年3月，国家文物局和山西省政府宣布，计划共同筹集15亿元，启动山西古建筑保护工程，抢险维修235处国保、省保木结构古建筑。同时，要求市、县两级政府筹集资金，对全省200多处元代以前的市保、县保古建筑也进行抢险维修，真正实现“全覆盖”。

自那以后，唐大华心里的石头总算放下了一些。2018年，他与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再次回访山西古建，发现大部分国保、省保建筑都得到了保护修缮。

而那些散落在乡间的低保护级别、甚至未定级的古建筑，因数量大、保护经费和人力不足，总是被忽略、不得不“再等等”。

光村国保文物福胜寺的围墙上写着：文物是不可再生的财富。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 摄

先撑起一把“伞”

另一座玉皇殿，因为一把“伞”在雨中幸存。

临汾市洪洞县贺家庄村，两层蓝色的彩钢瓦罩住了年老的玉皇殿，锃亮的不锈钢柱立在四周。庙前的地板还湿着，金黄的玉米棒子晾了一地；庙后方部分斗拱坍塌，几根柱子摇摇欲坠。

“如果没搭这个彩钢棚，这座庙可能扛不住这次雨灾，就塌了。”贺家庄村支书贺国平介绍，彩钢棚是两年前一位驻村干部组织搭的，他原本是县里的文物工作者。在他的极力争取下，为这座县级保护文物撑起了一把“伞”。

但“撑伞”只是短期的权宜之计。玉皇殿内一股霉潮味，顶上的柱子也有雨水侵蚀的痕迹。唐大华介绍，彩钢瓦虽然可以挡住大部分雨水，但也挡住了阳光，殿内变得潮湿。而北方的古建筑，在瓦片之下还会铺一层泥保温，赶上雨水大的时候，殿内的泥瓦木头也会被淋湿。如果不能及时晒干，湿墙变重后，也会加剧建筑坍塌的风险。

贺家庄玉皇殿上搭起了蓝色的彩钢瓦棚，即便如此，在这次大雨中，大殿背面仍有部分墙体坍塌，柱子掉落。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 摄

贺国平回忆，搭建这个棚子大概花了7万元，当时还请人做了修缮方案。他拿出了两本修缮工程设计方案，工程总造价200万，其中工程费用占82%，设计费占7%，资金来源为财政拨款。

万事俱备，只差经费。

后来，那位挂职的村干部走了，玉皇殿的修缮计划也就此搁浅。“我们想修，但是哪里筹得到那么多钱？”这个1100多人的村子，常住人口只有一半，还大多是老人，以种植农作物为生。筹集200万难如登天。

文物数量大，经费和人力不足，这是山西文物保护普遍面临的困境。

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研究院院长任毅敏介绍，山西有不可移动文物53875处，其中古建筑有28027处，低保护级别和未定级的古建筑又占了大多数，若要保护修缮，需要大量经费。“虽然现在省级财政每年拿出1.7亿元，各地市财政也都有投入，但是和保护对象数量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大。”

除了财政拨款，山西省也在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古建筑保护。

2014年，山西启动《山西省社会力量参与古建筑保护利用条例》立法。2017年3月，山西省政府印发《山西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文明守望工程”实施方案》，启动低等级文物“认养”新政。在不改变文物所有权的前提下，鼓励和引导社会组织、企业或个人通过出资修缮、认养等方式，参与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其他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利用。

截至目前，山西文物认领认养项目已经累计238处，但相比于2.8万处古建总数，还是太少了。同时，还面临着“认而不养”、认养后乱改建、使用不当等乱象。

此外，政府部门和公益组织一起推动了保护古建的“撑伞行动”。最早是长治市“文明守望”文物保护志愿者何艳军发起的，由濒危文物所在村的村干部、村民等发起倡议，通过互联网平台筹款，志愿者和专业撑伞队伍完成施工。如今，已经在山西长治成功“撑伞”20处。

汤敏所在的公益组织“古村之友”也参与了“撑伞行动”，他将这笔钱称为古建的“抢救资金”。“完整修缮需要的资金太多了，但‘撑伞’的花费平均在2万元，几乎每个村子都能筹到。”另一方面，修缮文物需要一定的专业技术，村民自行修缮可能会造成二次破坏，而“撑伞”的难度较低，可以为文物“续命”20年。

“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它塌掉，搭棚子也是无奈之举。”汤敏表示，古建筑的保护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也需要社会力量的参与。而当地的村民是古建筑保护的最大受益者，也是最好的守护者。“我们在筹集资金的时候，也是在增强村民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他们参与进来后，文物保护，慢慢变成了文化保育。”

西庄村魁星楼正在修缮。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 摄

“每处文物都有独特的价值”

也有“幸运”的魁星楼，在大雨前就等到了修缮。

闫家庄村十几公里外，西庄村的魁星楼是一座建于清代的三层三檐砖木建筑，1981年被纳入新绛县县级保护文物保护单位。今年3月，新绛县文物保护中心出资对其进行保护修缮。

唐大华到达西庄村时，魁星楼的修缮工作正干得热火朝天，脚手架搭了十几米高，周围地上堆着沙石材料。据工人们估计，12月才能完工。周围的村民说，县文物局前后来考察了两三年，预计修缮费用近百万。

西庄村的人口是闫家庄的两倍，将近三千人。村民以做石雕生意为生，家家门口摆着形态各异的石狮子、拴马石、佛像等石雕，经济条件相对较好。

西庄村庙会，各类小摊挤满了本不宽敞的道路。受访者供图

10月18日，正逢农历九月十三，是村里举行庙会的日子。

关帝庙前面的街上，人声鼎沸，小摊、小帐篷挤满本不宽敞的村道。彩色的糖果倒在铝盘里，现炸的苦荞片在漏勺里浮沉，铁锅里炖着冒白烟的凉粉，糖炒栗子在不停地翻滚……

这样的热闹庙会，一年也没几次。西庄村的关帝庙，也是一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院子里种着长青的柏树，木门是后来修建的，上面刻着浮雕：一九八六年生三十六岁合捐。细碎的阳光洒进关帝庙，射在门旁的大红灯笼上，正好照出了“保佑”二字。

村民信奉关帝，每逢初一十五，都会来给关老爷上香。84岁的李兰华，银发蓝衣，正在虔诚地上香、磕头，为关老爷供奉油灯。她算是关帝庙的守庙人之一，和村里其他几位老人轮流照应着这里。

李兰华进入西庄关帝庙上香。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 摄

太阳移到头顶上方，李兰华站在院门口张望，不停地念叨着：“几点了，几点了，他们要来了吗？”她在等来自新绛县盐湖区的蒲剧团。

在山西，有多少个村庄，就有多少座古庙，庙前通常都有戏台。庙会以此为中心展开，村庙不仅聚集了村民的人气，也是村子的文化中心。

“这戏是唱给神看的，也是唱给人看的。”村民给庙里捐香火钱，这些钱用来请剧团唱戏献给神明，人们也能借光看戏，剧团副团长张广平介绍。他常年下乡演出，有老戏迷跑到后台给他送自家的饼，还有人给他拿了一条烟，退休的老村长也来串场主持，人们总是盼着这样的热闹。

台上是粉衣长辫的王宝钏，台下大多坐着满头白发的老人。戏台上，身着绿衣的王母甩袖一唱：“三姑娘，开门来！”台下牛肉面摊的老板应了一句：“来啰！”众人大笑，好戏开场。

西庄戏台，台下大多是老年观众。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 摄

唐大华看得津津有味，“这就是乡村古建筑的社会价值，更应该得到重视。”西庄关帝庙是清代建筑，按照文物价值，它的修缮理应排在诸多国保、省保之后，但它在1997年重新塑像，2004年新修院墙，都是村民们自发修缮维护的，捐款筹资的石碑还摆在院里。

“有些文物，虽然可能是低保护级别，但它代表了这个地方特别的价值。”任毅敏举例，正如有人长得漂亮，有人长得一般，但他们共同构成了人类的群体。每个时代、每个地域的文物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所在，“我们做文物保护，要保护的是文物的多样性。”

在任毅敏眼中，古建筑不仅仅是一个房子，更承载着历史文化和社会民俗，反映了时代变迁和地域特色，是历史和文化看得见、摸得着的载体。

从业36年，他把自己比作文物的医生，希望“这些文物能在我们的呵护下，一代一代传承，让它永久地保留下去，这是我们的目标”。

这场大雨也给文物工作者提了个醒，“面对这种极端天气，我们能不能做一些预防性的保护工作？”他希望文物的日常维护和预防性保护能得到更多的重视，“日常的巡护已经做到国保、省保全覆盖，市县保基本上是部分覆盖，我们正努力做到全覆盖，应保尽保。”

唐大华在山西走访了十几天，回到山东后，开始马不停蹄地更新“随手拍救古建”专栏。他看到国保、省保都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和修缮，想让更多人关注到低保护级别的山西古建，“国保省保无忧了，轮也该轮到乡村小庙了吧。”

闫家庄村最近有个好消息。村主任闫益林说，近期有文物局的人来看过倒塌的魁星楼，“答应修了。”

“要是有人来修，我肯定帮忙，力所能及嘛。” 闫树德家的玉米地就在魁星楼附近，他天天骑着三轮车去地里抢收被泡烂的玉米，每当看到有人来拍魁星楼，就会停下来，热心地介绍一番。

闫建林明年就54岁了，又是一个逢“九”的年份。他盼望着，闫家庄的魁星楼能修好，自己和同龄人能再拍一张与魁星楼的合照。

（应采访对象要求，闫建林、闫树德、刘秀芬、李兰华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 实习生 王志敏 山西报道

编辑 刘倩

校对 李立军

千年国宝应县木塔扭曲变形倾斜，修缮方案却“难产”近30年

从外观看，应县木塔二层西面屋檐明显下沉，柱子向内倾斜。徐伟摄

“这塔真是个独一无二的伟大作品。不见此塔，不知木构的可能性到了什么程度。”让建筑大师梁思成叫绝的国宝，就是位于山西省朔州市的应县木塔。

它巍然耸立在晋北广袤的大地上，有20多层楼高，平面八角形，明五暗四共九层，外观五层六檐，底层重檐出挑深远。全塔有50余种斗拱装点，宛如一朵朵盛开的莲花，每一明层中心供奉佛像。登塔观览，桑干似带，恒岳如屏。

近千年来，历经风雨、地震、战争、不当维修，这座世界现存最高大的木结构楼阁式佛塔，已扭曲变形。20世纪90年代初，木塔修缮就正式立项，修缮方案却“难产”近30年。

业内专家认为，木塔修缮必须持科学慎重态度，不能任其“自生自灭”，相关部门应勇于担当，形成集中破题的强大合力。

世界最高木塔“病”得很厉害

“玲珑峻碧倚苍穹，海内浮图第一工”“如峰拔地耸霄雄，万木桓桓镇梵宫”……这些赞美应县木塔的诗句，讴歌了我国古代匠人们的伟大创造。

应县木塔，又称佛宫寺释迦塔，建于1056年，塔高67.31米，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与法国埃菲尔铁塔、意大利比萨斜塔并称“世界三大奇塔”。

近代日本建筑学科的创始者伊东忠太，曾在其著作《中国建筑史》中，这样对比应县木塔与日本的木塔：斗拱之制变化之多源自意匠之丰富，这与日本那种千篇一律、每一层都使用相同斗拱的手法相比，孰优孰劣自不待论。

木塔还有佛像、壁画彩绘、匾额楹联、碑刻等众多附属文物。20世纪后半叶，塔内还发现了佛经、《采药图》等许多珍贵的辽代文物。

然而，这座建于辽代的千年奇塔却“生病”了。

历经风雨侵蚀、地震损伤、战火破坏，木塔塔体已扭曲变形。尤其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木塔二到五层的夹泥墙被人为拆除，对木塔结构产生了严重影响。

记者在《梁思成全集》里看到，1933年，中国营造学社的梁思成、莫宗江等人，第一次调查测绘应县木塔时，认为“这塔的现状尚不坏，虽略有朽裂处”。当时，应县有关人士想修塔，梁思成还热心地准备加入。

然而，木塔很快在没有梁思成等人参与的情况下被“修”了。

本来，塔身上部四个明层，除了东南西北四个正方向的当中一间安装格扇门外，其余都是内含斜撑子的夹泥墙。这次维修后，夹泥墙统统被拆改为格扇门。

原来，当地主张修塔的人士认为，玲珑宝塔不玲珑，破坏了风水。因此，将夹泥墙改成了轻巧透风的格扇门。

梁思成痛惜再三，称其为“木塔八百余年以来最大的厄运”。他认为“这种灰泥墙壁，可避风雨，斜戗对于构架尤能增强其坚固。最近应县士绅，擅将墙壁拆除，代以格子门，不惟毁坏了可贵的古壁画，改变了古建筑的原形，而且对于塔的保固方面，尤有莫大的影响。在最近的将来，必须恢复原状，否则适足以促短塔的寿命而已”。

十余年后，木塔表现出的“病态”，证实了梁思成当年的忧虑。1950年，时任清华大学营建系副教授的莫宗江，参加雁北文物勘查团再次探访木塔时，发现它已扭转、倾斜，部分构件脱榫、劈裂。

记者查阅莫宗江所著的《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他在书中痛惜：“自夹泥墙被拆除改成格扇门以来，仅仅经过十四五年，塔身已可以看出歪向东北。在第二层内的各柱向东北倾斜最甚，上部的重心已经离开了正中，各柱头的榫口大多已经松脱，或已因倾斜扭转而劈裂，如果听任这种情况继续恶化下去，将更难修理，甚至可能突然坍毁。”

“拆掉夹泥墙后，木塔的侧移刚度和扭转刚度都变小，因此在风荷载和震动荷载等作用下，比以前的变形量增大了。”太原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李铁英说。

2004年，山西省文物局在《关于应县木塔修缮保护工程情况的报告》中，提到木塔“病情”：塔体已扭曲变形，荷载失衡，出现严重的倾斜压缩，塔身整体向东北倾斜65厘米，塔身累计压缩88厘米，二层外槽西面北角柱相对下沉值达20厘米，西南面南平柱柱身向东北方向倾斜达50厘米等，塔身下部承重部位多处出现构件劈裂、梁枋折断、结构走闪错位等险情。

1999年6月至2000年5月，受原应县木塔修缮保护工程管理委员会委托，原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对木塔进行了残损状况专项勘测，仅测绘就持续了6个月。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文物工作者告诉记者，当时他们下了苦功夫，对危险、隐蔽之处的残损构件也进行了测绘，发现劈裂、折断、缺损等残损点300余处。

“木塔确实‘生病’了，病得还很厉害。”这位文物工作者说。

局部加固与防护工作宜早不宜晚

2007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成为木塔保护工程的技术牵头单位。经过十余年监测，该研究院发现，近年来二层明层自西南向东北方向，倾斜持续稳定增加，但倾斜变形过程未出现突变。

在应县木塔保护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馆员永昕群，就监测结果向记者做了详细说明。他说，木塔变形还在持续稳定发展，目前变形最大的位置在二层西南侧，其中编号23号柱的现有倾斜量最大，2015年测量的柱子倾斜量（柱头中心相对于柱脚中心）超过56厘米。近5年，它的倾斜水平偏移量发展也最大，平均每年2毫米多。

永昕群介绍，其他柱子倾斜变形，大体上自西南向东北逐渐减小，北侧和东北侧有个别柱子外倾，所以整个二层八边形外槽的变形，是从西南向东北推的状态，八边形内槽同样有这样的变形趋势。二层倾斜变形，反映在柱头高度上的变化是，有的柱头因内倾而沉降，有的柱头则因外倾而上顶，也连带上面几层柱子标高有相应的变化。

“倾斜持续增加，说明木塔未处于稳定状态。对严重倾斜的柱子，如果不采取针对性的加固、防护措施，可能会局部失稳，甚至在地质灾害中，出现局部或整体垮塌。”永昕群说。

记者站在正西方向眺望木塔，发现二层屋檐明显下沉，柱子向内倾斜。部分柱子倾斜严重，不少木构件出现开裂、劈裂、脱榫、被压碎等情形。因为多年来禁止游客攀登，木塔已成为鸽子的家。

永昕群认为，通过这几年的监测，已经基本摸清木塔的变形形态、变形特点和速率。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实施有针对性的、较小干预度的局部加固与防护工作，而且宜早不宜晚。

“一方面可以起到防灾作用，另一方面能为深入研究及编制全面、充分的修缮方案争取时间。”永昕群说。

开不出“药方”

木塔“扭曲变形”已至少70年。记者梳理发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家文物局曾组织专家进行抢险加固，但没能阻挡住木塔继续变形。

这一修缮工程包括加固木塔台基，更换损坏的楼板，补强有空洞的主梁，加固劈裂的柱子，补修斗拱，重新制作平座栏杆，整修木塔的门、窗、栅栏，全面维修瓦顶等，此外还整修了佛宫寺内的其他建筑。

“小时候木塔还破破烂烂的，有人从上一层掉到下一层。那次修缮后，栏杆、楼板、楼梯等都变结实了。”原应县佛宫寺文物保管所所长杜福说。

然而，此次修缮中却出现了失误。记者在孟繁兴、张畅耕写的《应县木塔维修加固的历史经验》中了解到，“临时支顶”的两个三角撑子，位置弄错了，作用适得其反，弊大于利。

10月9日晚，记者在山西省大同市见到了85岁的老文物工作者张畅耕，他对木塔的那次抢险加固工程比较了解。老人坦言：“维修时确实有失误，后来采取了很多补救措施。”

20世纪90年代初，木塔的修缮保护工作再次提上日程。但因为存在争议，始终没有落地。

记者查阅应县文化和旅游局档案资料获悉，近30年来，木塔的研究保护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91年应县木塔维修工程正式立项，到2006年“抬升修缮”方案暂缓进行。第二个阶段从2007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成为木塔保护工程的技术牵头单位至今。

无论是第一阶段的整体修缮方案，还是第二阶段的局部加固方案，都因存在争议而没有实施。

从1999年应县木塔修缮保护工程管理委员会成立至2004年，相关文物部门先后邀请50余位专家现场考察木塔，并委托23家高等院校、科研部门、勘察设计单位，完成了40多项前期勘察项目，在此基础上，他们产生了“落架大修”、“现状加固”、“抬升修缮”、“钢支架支撑”等方案。对于不同方案的利弊，各路专家争论不休。

原应县木塔修缮保护工程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总工程师柴泽俊，生前曾为记者分析过这四种修缮方法：“落架大修”实施技术上较成熟，可彻底加固残损构件，纠正扭曲变形，但构件更换率较大，拆卸下来构件的存放、消防任务也很大；

“现状加固”保存历史信息多，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木塔残损、变形等病状，加固不好还有可能引发更大的麻烦；

“抬升修缮”是将木塔上部险情较轻的部分抬起，用传统修缮办法解体修缮塔体下部，能从根本上整治木塔下部的病状，保留较多历史信息，但抬升装置科技含量高、技术复杂、难度大、风险大、投资较大；

“支撑修缮”则是用钢架子在木塔内外槽柱间，把木塔支撑起来，由钢架荷重。塔身、台基加上在塔内设置的钢架重量，对木塔地基的危害较大。用钢架在塔内支持，对木塔主体承重构件损坏较多，使木塔内部承重体系发生变化，改变木塔原貌。

为慎重选定修缮方案，2002年，经国家文物局和山西省政府同意，应县木塔修缮保护工程管理委员会在太原召开方案评审论证会，7位院士和34位专家参加。会议以记名表决的方式，确定了木塔修缮方案的总体思路是“抬升修缮”。2003年，国家文物局批准了这一思路和相关立项。

然而，2006年，国家文物局在山西省朔州市召开了“应县木塔抬升修缮方案专家评审会”，认为《应县木塔抗震加固方案》和《应县木塔保护工程抬升修缮方案》作为工程实施方案还不够成熟，不具备实施条件。加上现有工作成果对木塔现状、特别是安全状况的分析、研究尚不到位，缺少特别有说服力的科学论断，采取何种修缮方式，尚有待进一步研究。因此，两个方案暂缓进行。

2007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接手了前期成果，成为木塔保护工程的技术牵头单位。针对木塔持续发展的病情，2014年底，应县木塔严重倾斜部位及严重残损构件加固工程启动，后因效果不明确被国家文物局叫停。

1992年至2001年，时任应县佛宫寺文物保管所所长杜福，为迎木塔大修，专门到大兴安岭购买木材。因为对方要求先汇款再运送，上级领导怕不保险，没有买成。后来买回的木材，就存放在佛宫寺院内。

为保证木塔消防安全，随着木塔修缮迟迟未落地，这些木材被他的继任者秦亮泰移到了当地木材厂。当所长的7年里，秦亮泰正好赶上木塔维修保护最受关注的时候。

“我觉得主要是形不成统一意见。没有哪一个绝对权威或专家拍板说，咱就按这个方案修。”秦亮泰说，应该行动起来了，木塔的扭曲变形能矫正最好，不能矫正起码应该把它保护起来，不要再让它扭了。

“如果一直这样不动工的话，它会不会变形加剧？加剧的后果是什么？”秦亮泰很担心。

“难以承受之重”的修缮体制

这座历经千年风雨的高层木塔，属于稀世珍宝、全国孤例。然而，目前它的保护研究力量却比较薄弱。

根据文物保护法相关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工作。然而，木塔所在的应县是农业县，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不到1.8亿元，在木塔周边环境整治、违章建筑拆除等工作上压力较大。

地方财力也制约着木塔研究“第二战场”的开辟及其附属文物的保护。应县一位负责人介绍，一方面，由于木塔修缮方案迟迟拍不了板，有专家提议在木塔附近8公里处的龙首山开辟“第二战场”，成立中国木结构建筑保护研究中心，建一个1：1比例的实验性木塔，为将来木塔维修积累经验、培养人才；另一方面，应县还计划在龙首山建中国木结构古建筑博物馆，将来既可存放展示木塔替换下来的残损构件，又能为木塔的百余件珍贵辽代文物提供一个安全的收藏环境。但这两个想法都受到资金制约。

木塔的专门保护管理机构“应县木塔保护研究所”，是应县文化和旅游局下属的股级事业单位，正式编制人员28个。这个机构原来的主要职责是“防火防盗防破坏”，如今想把研究抓起来，培养一支带不走的人才队伍。

“研究才刚刚起步，受地域、编制、级别等影响，人才不好招。”一位知情人士说。

自从成为木塔保护工程的技术牵头单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承担了木塔保护修缮的大部分工作，但受人力、条件、能力等因素制约，单兵作战难以形成合力。

近十余年来，他们主要开展了结构变形监测、屋面勾抿养护、木塔保护规划编制等工作，但难从根本上缓解木塔病情。近期，他们还将实施木塔精细化测绘及信息留存、变形监测、木塔匾额楹联保护、木塔建造历史研究、木塔加固方案调整优化等9个项目。

目前，该研究院投入木塔保护研究的力量也较薄弱。院长柴晓明说，给木塔“治病”需先做试验，但现在院里文物科技装备落后，非常需要加强大型试验设备、装备建设。

“现在院里专职负责木塔的只有两三人，没有明确指定总负责人，普通科研人员有时很难做协调工作。”永昕群说。

针对木塔“扭曲变形”这一主要矛盾，有专家表示，“议而不决”归根结底，还是木塔基础研究工作做得不够、对木塔认识不清。

有专家指出，文物数字化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文物信息永久保护的重要途径，但目前木塔的数字化工作还未全面开展；在巨大压力作用下，传统的修旧如旧、缝缝补补的修缮方式难以发挥作用，木塔底下三层梁类和斗类木构件需要替换，这必然会遭到不少人反对，也需要拿出令人信服的每个木构件的调查材料。

李铁英说，木塔究竟倾斜多大会倒塌，目前没有定量的判断依据。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做实验，由于花钱太多，人们一般不愿意去做。

此外，“人们对木结构古建筑结构性能的认识相对较弱，修缮过程中容易出现错误”，李铁英介绍，例如，旧柱子被压了近千年，新柱子受到重压后，能否与旧柱子一般高？新旧构件的配合使用同样需要深入做试验。

为了不留遗憾的期盼

多位受访人士表示，应县木塔是旷世绝代的古建筑艺术瑰宝。现在应抓紧时间，召集最好的“大夫”研究“病情”，防止木塔在单兵作战、隔靴搔痒的“切块”保护工作中，“病情”被耽搁。

有专家表示，应进一步加强保护和研究力量，相关部门要对木塔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制定木塔修缮保护需攻克的几大课题，列入国家文物局和山西省的重点工作，以开放姿态召集全国最顶尖的专业力量，倡导跨领域多学科合作，形成合力，集中破题。

李铁英认为，针对修缮的前期基础调查工作非常重要。从塔顶到塔底，每个木构件要做修缮前的“诊断”，判断它是保留、修复还是替换。根据对各类、各层木构件的判断，最终形成对木塔总体结构的评价，并提供一种修缮方式。

“调查不能找新手。必须要找既在木结构古建筑结构性能上有经验、又熟悉古建筑修缮方式的人去做，才能做出科学合理的判断。”李铁英说。

在具体实施上，李铁英建议国家文物局采取项目委派制，把对木塔修缮有用的项目明确具体，委派给专人负责。例如，有专家负责搞模型试验，得出应县木塔再变形多少会有倒塌风险；有专家负责做木塔所有木构件的调查；还有人负责组织评审审查，力求工作有效合理。“找的专家非常重要，必须客观评价谁能做好这事，资金安排也得有个合理方式，不能让真正干活的人吃亏。”他说。

柴晓明建议开辟木塔研究“第二战场”，以建“实验塔”为契机，集中全国相关专业最好的团队进行集体攻关。在研究基础上，尽早科学开展修缮工作，阻挡木塔持续倾斜。

多位受访专家持类似想法。李铁英说：“这个工作非常有用，在建设的过程中很多东西就明白了。直接修木塔，有人还是怕担风险。等有了经验，可以反过来再修木塔。”

一位常年在山西做文物抢救性记录、调查的学者强调，每次修缮都是对木塔历史信息的一次干扰，建议在修缮还未开展前，尽快扎实做好木塔的数字化保护工作，为木塔留存数字化档案，同时也要为木塔内众多佛教遗存做详细的考古调查。

针对木塔周围给排水、违章建筑拆除、木塔博物馆建设等相关工作，应县希望能得到上级政府更多资金支持，消除周边环境带来的安全隐患。当地还希望，国家、省市在地震监测预警、防灾指导等方面给予支持。

“当有相关领域最顶尖的学者、工程师，围绕木塔长期研究攻关，把关键问题搞得清清楚楚时，才会有修缮方案出来。”这是一位文物保护领域学者的期盼。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山西兆丰铝电：开创电解铝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公司领导研究部署环保升级改造工作。

厂区全貌。

阳泉市生态环境局平定分局副局长董银明（左三）在指导工作。

公司党总支书记、总经理姬九军（中）在车间与职工交流。

厂区一角。

大型母线生产现场。

工人们在生产铝锭。

公司生产的母线远销国外。

2021年，对山西兆丰铝电有限责任公司电解铝分公司而言，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是2018年以来，首度实现扭亏为盈。今年1月—10月，企业产量完成112756.12吨，销售收入完成175179万元，利润30408.84万元。

在建党一百周年之际，该公司从百年党史中获得经验启迪，胸怀“两个大局”，牢牢把握战略主动，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保持战略定力，抓住机遇，应对新时代电解铝高质量发展的新形势新挑战，不断开创电解铝事业发展新局面。

党建引领，支撑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企业始终贯穿‘围绕发展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这一主线，把党建引领作为企业不断做优做大做强的根本支撑。”该公司党总支书记、总经理姬九军说。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该公司紧扣“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目标要求，在“真学、真干、真成”上下功夫，把党史学习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契约化管理、安全生产等结合起来，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实际成效。聚焦绿色发展，把推动清洁、低碳、高质量发展作为最大的实事，同时为职工群众搭建建功立业的发展平台，将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该公司党总支发挥政治引领和组织保障作用，进一步强化各级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增强责任意识、担当意识。通过亮标准、亮承诺、亮身份，让党员干部主动作为、主动担责；通过设立“党员责任区”“党员示范岗”，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今年6月，该公司将党建工作与生产相结合，党总支将“发挥组织优势，全力组织攻坚，确保电解铝二分厂复产达效”列为铝电公司级党建项目。按照“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原则，各级党员干部与时间赛跑，坚持“工作提效、项目提速”的目标导向，层层压实责任、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克服工期紧、任务重、人员紧张等重重困难，在前期顺利完成了供风、供料、供电系统大修改造，完成72台电解槽检修。7月10日，首台电解槽通电启动，历经69天艰苦奋战，9月17日完成84台电解槽通电启动。

节能环保，实施多项改造工程

作为山西铝工业的“老兵”，该公司1994年建厂至今，已经走过了27个年头。2017年开始，公司实施多项环保改造工程，夯实环保基础，累计投资10697万元。

针对废渣堆场投运时间长，该公司对其进行了提标治理；为了减少大气污染物的无组织排放量，对阳极浇筑区、中频炉熔炼区、铸造混合炉区、真空抬包清理区等六个工作区域新增和改造除尘设施。今年4月，该公司一分厂电解烟气脱硫除尘降氟改造项目与无组织排放改造项目入围中央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项目库，获得专项补助资金431.48万元，目前已全部投入运行，二氧化硫实现平均排放浓度35mg/m3以下。

同时，还在氧化铝料场出入口、电解车间顶部和公司主干道两侧安装了高清视频环境监控设施、空气质量实时监测微站点，电解一分厂东门、西门，二分厂大门分别建立了门禁系统和电子台账。

目前，该公司环保设备等全部按照B级企业要求完成提档升级。

近年来，企业通过每月召开环保大会、组织开展环保知识专题培训、举办“六五”环境日系列活动等方式，不断提高全员生态环境意识，让环保理念深入人心。为做好环保工作，企业定期研究部署环保工作，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制，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制度，依法依规办事，形成企业、分厂、车间、班组四级联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全员环保责任体系，将环保工作目标层层分解，压实各层级环保责任。先后制定了《电解铝分公司环保考核办法》《电解铝分公司环保工作职责规定》等一系列制度，不断完善顶层设计。

同时，高度重视环保督查工作，形成“企业领导包保项目、责任单位牵头整改、各级纪委督查督办”的工作机制，定期对环保问题督办落实，系统梳理环保工作开展情况，并组织各单位对照典型案例开展自查自纠，完成整改，进一步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连续多年实现零超标、零罚款的“双零”目标。

在该公司环保升级改造期间，阳泉市生态环境局、阳泉市生态环境局平定分局多次深入企业送政策、送服务，坚持监管与帮扶并举。一方面对环保设施及运行情况加强监管；另一方面主动积极帮助解决在整改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阳泉市生态环境局平定分局局长石森说，电解铝分公司本身高度重视环保工作，作为国企，坚持秉承生产与环保同频共振的发展理念，环保意识渗透到每个生产环节，在环保设备的升级改造上始终与时俱进。

降本增效，开展危废综合利用

山西在“十四五”新材料规划当中提出，要依托现有的铝土矿、氧化铝、电解铝还有铝深加工产业链，建设一个“百万吨、千亿级”绿色环保铝镁合金新材料产业园。该公司主动对标，深挖内潜，生产效率提高了0.49%，吨铝单位成本降低206元，为建设产业园打下了坚实基础。为深入践行绿色清洁生产理念，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该公司积极开展危废综合利用，变“废”为宝。

该公司始终把修旧利废作为挖潜堵漏、节支创效的有效途径，从节约一块材料、一个螺丝做起，将回收的各类材料统一收复再利用。对已变形的旧材料，进行焊补再加工，最大限度地减少新材料的投入。不间断开展“节能降碳 绿色发展”活动，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不断强化对职工节约挖潜的意识，加强管理，严把节约各个关口，以领用手续不全不发、物资超定额不发、无计划不发、不交旧不发、用途不明不发为原则，坚持在材料的回收复用、指标考核等方面严格把关，有效降低了各类材料的消耗。同时，鼓励职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从自身做起，从小处着手，通过旧料复用，综合回收、小改小革等多种措施，坚持能复用的复用、能维修的维修，方方面面降成本，点点滴滴增效益，收到了良好效果。

电解铝过程会产生大量含有可溶氟化物的碳渣及铝灰，该公司引入碳渣回收电解质和铝灰加工阳极保护环项目，既解决了危废处置的难题，又变“废”为宝。其中，碳渣回收电解质项目累计处置碳渣11115.15吨，节约处置费用 2361.73 万元；处置铝灰2921.688吨，节约处置费用620.80万元，合计节约危废处置费2982.53万元。

为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该公司秉承循环利用、保护环境、变废为宝的思想，积极探索新技术、新方法，将现有积存的壳面块细碎粉磨后，上槽二次使用。截至2021年8月，已累计使用8862.54吨，节约主材费用约1843万元。随后，又投资200万元对一分厂罐车打料系统改造，今年2月投入运行，实现袋装氧化铝直接在一分厂卸车打料，省去二次倒运成本，年度降低生产成本约264万元，经济效益显著。

自主创新，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近日，随着最后一根大型母线从生产线上运下，该公司生产车间内传来了热烈的欢呼声，工人们脸上都洋溢着自豪的笑容。经过全体人员上下一心、不懈奋斗，终于保质保量完成了大型母线的生产任务。

“公司以往只生产单一铝锭，为改变企业产品类型单一现状，走向产品多元化，深化企业产品加工，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公司下定决心生产大型母线。”该公司生产部部长胡小林说。

生产大型母线对技术工艺和设备的要求较高，由于没有生产大型母线经验，公司技术人员进行了多方面的设备调整和技术修整，组织经验丰富和技术扎实的员工成功完成了外销铝母线制作的试机。大型母线的成功制作打开了外销市场，走出了生产技术创新对外拓展市场的一大步，产品远销韩国等国家和地区。

目前，企业已建立1个公司级、2个车间级的职工创新（大师）工作室，创新项目已获得省级荣誉1项、市级荣誉5项。同时，已申请新型实用专利4项，分别为“一种电解槽高效集气装置”“一种高效气动吸尘系统”“一种高利用率预焙阳极”“一种防尘防磁的安全型空气动力控制箱”，创新的能力不断增强。

同时，该公司依托现有“铝土矿—氧化铝—电解铝—铝深加工”产业链，按照建链、强链、补链的思路，寻求铝水实地转化，形成上下游一体的“蝴蝶效应”，成功引进多个铝相关项目，涉及脱氧杆、铝板、泡沫铝等优质产品，进一步提升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

该公司以高水平环保改造推动高质量发展，让绿色成为发展的鲜明底色，真正实现了环保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立足新发展阶段，着眼新发展格局。姬九军说：“铝行业作为‘碳足迹’较大的重点领域，在‘双碳’目标下，我们要在调整能源结构、节能减排和循环利用上下硬功、谋新路。在未来的生产中，我们将继续加大环保投入，根据行业本身特点，促进环保设施模块化、智能化升级，为生态环境助力，开创电解铝事业发展新局面。”

赵波 石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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